山东省高院的判决上复述了最高院批复的原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宪法司法化现象的关注和讨论不无正面价值，但正面价值不是这个过程的主导方面，而是它产生的附带性影响。上诉人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

例如，肖蔚云教授曾写道：从法理上说，宪法是根本法，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中是可以适用宪法原则，以宪法作为根本法律依据的。《案例评析》收集的第29案即楚建英诉陈付良一般买卖合同纠纷案属于这种情况。好在法官们的宪法素质已经比较高，极少有人愿意冒这种危险。笔者注意到，在这些案例中，判决书如果不引用宪法的相关条文，论证就会明显有缺憾：试想，当判决书要确认公民言论自由这项基本权利的时候，它能援引什么法律来代替援引宪法呢？同样，在上述另一个案件中，判决书若要确认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权，故意避开普通公民都较为熟悉的相关宪法条文不予援引而去引用刑法的有关规定，也是很困难、很不自然或不大妥当的。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另外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世界上自有宪法以来，从来不曾有过没有合宪性审查权而能够适用宪法、进行宪法性裁判的法院。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法律、法学从业人员对于举凡法院或法官在司法文书中援引了宪法的情况，一律不做具体分析，立马追随市场化媒体对之大加渲染的做法，在很多情况下无异于放大、利用个别法院和法官的知识缺陷及工作失误。（二）有效启动或激活宪法的监督适用机制宪法确定的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中心的宪法监督适用体制长期没能有效运作，是许多人放弃对这个宪定体制的期待，转而寻求通过司法化路径适用宪法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或原因。28其实原本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草案的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也曾试图将私人对其享有所有权的房屋用地一概以划拨取得对待。

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了上述意见，参见参考文献[16].29见1982年宪法原总纲部分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纳入改造的私房共约有1亿平方米。又如，城市土地国有制下，由于所有的建设用地这一重要的、基础性的资源取得、出让和分配由政府垄断，在当前法治与民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在现实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权力寻租与腐败，以及数额惊人的土地租金的流失。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不过，尽管经历了城市私有房产改造，甚至出现了许多扩大化的情形，20但在事实上城市至少还存在着相当一部分非国有土地，尤其是私人自住（或有少量出租）的私有房地产，作为生活资料仍保留其私人所有权，没有触动。

而赎买则还必须支付房屋和土地本身的价值，然而事实上政府却并未支付任何赎金。19但问题是，支付租金和赎买是根本不能等同的。又如，依照此规定，城市的范围决定了相关的非国有土地是否要被收归国有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然而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含糊、动态的概念。然而，如果宪法这一如此重大规定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的问题不予以阐明的话，那么相关下位法中都开门见山所宣告的依据宪法，制定本法，岂不沦为一句套话？尤其是在《土地管理法》的修订正紧锣密鼓，《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修订也已纳入立法规划的当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更尤为必要。

例如，片面地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其中，国家（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而集体所有制则只是低级的、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过渡形式，必然要向国家所有制过渡，并最终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在现实中，1951年左右，除没收了帝国主义地产主、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战犯、反革命分子、封建地主在城市中的土地，接受了外国侨民解放前在城市中购置的房地产[5]之外，其他城市私人土地仍然受到保护。（2）按照草案的规定，华侨几代人的私有房屋用地的使用权将视为划拨方式取得，甚至由政府无偿收回，可能要伤害华侨的感情。四、大规模的国有化时期：1967年—1970年代末城市土地彻底国有化的主张，是文革开始之后的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中提出的。

而在宪法未修改前，或者宪法修改一时难于实现，那么应当将宪法中城市的范围通过宪法解释，将其明确为1982年修宪时的城市范围。再者，由于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并没有规定对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和补偿，部分省级政府依照该条例颁布的实施办法也照本宣科地忽略了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由此可见，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故本文并不对该规定予以讨论。

私房土地使用权的历史沿革[N].中国经济时报，2003－06－04（5）。总之，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立法对原来私人城市土地所有权转换为何种意义上的使用权予以规定，更没有私人土地所有权如何转换为使用权，以及如何补偿进行规定。首先，根据《城市法房地产权利法》，它不属于转让所得的土地，因为要转让的土地必须是依法由政府划拨或出让所得的土地。见国家房产管理局1963年12月30日提交并经国务院1964年1月13日批转的《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64）（国房字22号）。土地所有权作者简介：杨俊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郑州大学中国土地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20例如，《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中也承认有些地方改造起点过低，把总共只占有几间房屋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出租的少量房屋也纳入了改造。

28[16]（P236）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能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⑧[4]（P278）不过，当时的土地改革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对于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

10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租金是房屋出租的收益，本来应当归房屋所有人所有，而且作为原房主即使按照字面规定也只能得到全部租金的20％～40%，其余的则要作为政府代管、修缮费用。

16改造的最低起点是50平方米（约合三间房）。实际上该《指示》只是作为《土地改革法》的配套规定，只适用于农村。

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曾于1984年发布公告，对原属公民所有的土地，经申报办理土地收归国有的手续，确认其使用权。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原来的私有土地如何国有化的问题。因此，落实私房政策，只发还房产权，不发还地产权。1950年前后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主要是在农村强制、无偿地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统一平均分配，并庄严承诺保障农民所分得土地的私有权。

政府被认为是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及运行唯一的、当然的掌控者。…正是由于实行了土改，共产党才能出色地执行三大任务：征粮、募兵和实行地方自卫，参见参考文献[4].⑨《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明确指明该法仅适用于一般农村，不适用于大城市的郊区。

①在具体立法上，城市土地一律属于国有被理解为所有的城市建设用地乃至所有的建设用地需要占用农民集体土地的，都要先由政府征收变性为国有土地之后再由政府出让。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42.[16]房维廉主编。

但很显然，像这种1982年宪法颁布前的非国有土地，既非源自国家的划拨，也不是源自国家的出让。22各地革委会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化具体日期并不一致，目前有资料可证的最晚的是1979年泉州市革委会发布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规定。

上述《报告》指出：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11在各地，给私有土地颁发所有权证的机关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由城市的土地管理部门颁发，有的地方则是直接由城市政府颁发，例如1950年南昌市人民政府颁发给该市居民万玉秀的《土地所有权证》（地字柒玖贰号）。⑨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即宣布：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因为集体（collective）的对应词应当是个体（individual），public的对应词是private ，进而公有所对应的是私有，而不是个体所有。

而且，城镇土地使用税从1988年开始征收，已经表明政府事实上承认公民对原属自己所有的城市土地，在城市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后享有使用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这实际上超出了宪法的规定。从该复函也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通过一定手续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同时将使用权留给私人。

而且，城市土地国有制也成为城市强制拆迁泛滥及补偿过低尤其是对于土地价值不予补偿的观念基础：既然土地是国有的，那么当然政府就有权来决定是否通过强制拆迁来收回国有土地，而且补偿尤其是土地价值的补偿部分当然也应当由政府说了算。只要是……在不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如果你市认为需要，就可以根据中央1956年的指示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进行土地收归国有的工作。